全球华人读史
作者：王海军
1974年元旦后，我怀着孕，去干校看望了妈妈。我要返回农村时，从不流泪的妈妈拉着我的手，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妈妈、我和妹妹
回村后，我们也不懂得怀孕期间要增加营养。其实，就是懂，也没有钱来买，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买。我们那里除了山药蛋、胡萝卜什么菜也没有。整个夏天，一点肉也没有。连攒带买准备了点儿鸡蛋，还要留着坐月子。听人说多活动点生产时会顺利一点。
我就坚持天天出工劳动，照常做家务，一直到生产的前一天。当然，挑水，端猪食盆这样的重活是不敢做了。那一段，杨永增天天乐得嘴都合不上，一会儿要听听他的孩子有什么动静，一会儿要摸摸他的孩子是不是又在蹬腿呢。我虽然觉得挺辛苦、挺累的，可是一看他那笑脸，一切不适、不快就都云消雾散了，心里也就乐了起来。就这样，在莜面、山药蛋的滋养下，我努力地度过了漫长的“十月怀胎”。
1974年7月11日，农历闰五月的五月二十二。我早上起来，正在拉风箱，忽然一阵肚子疼，杨永增赶快把我扶到炕上，然后跑到东院叫来了二嫂。二嫂来了一看，说：“先见红，疼死仍（人）。”接着，就烧水、铺草纸……忙成一团。杨永增不同意请村里的产婆，坚持要请医生接生。这时，天下起了瓢泼大雨，二嫂让二哥披个雨披牵个毛驴去请七、八里外唯一的学过接生的农村医生——张连登的媳妇。
我上炕躺了一会儿，肚子不疼了，什么动静都没了。张连登媳妇来了，也快到中午了，二嫂做了饭给大家吃。我抓起个花卷，咬了几口，忽然肚子又剧痛起来。大家赶紧把饭收下去，又忙活起来。因为下大雨，不能让人都出去，也没让杨永增出去。杨永增就坐在我旁边，我使劲攥着他的胳膊，都把他掐紫了。还算幸运，在老公焦急、关切、鼓励的目光中，我顺利地生下了我的宝贝女儿。
我女儿出生的小屋
我往起坐，想看看孩子什么样，大嫂、二嫂一起叫：“停停睡的，不敢起来！”我也累极了，就躺下闭着眼睛休息。过了一会儿，二嫂把孩子抱过来给我看。呵，就吃点儿莜面、山药蛋，孩子还长了一头黑发。她使劲蹬着小腿哭，小脚丫才有我中指的两节长。再仔细一看，头尖尖的，又黑又红，满脸满身都是褶子，像个小老头。好丑啊!
我们俩都还长得可以嘛，这小东西是像谁呢？看不出来。丑也是我闺女呀，我想接过孩子来亲亲，又不会抱。二嫂一边帮我托着，一边说：“将将养哈（生下）统（都）窄（这）样，奶上个三几天，就蜕出来了，赶过满月，就决发（越）喜仍（人）了。”屋里几个女人七嘴八舌的“好娃娃呀，迷留骨（额头）宽宽的，亥（和）她妈一样样的。”“嘴嘴搭她爹了。”“再明儿更（跟）上她妈尅（kei去）别（北）京，可要好活（过好日子）了。我也沉浸在初为人母的欣喜与自豪之中。
过后不久，我们村有个产妇，孩子生下来了，衣却下不来。接生婆用秤钩子去钩，结果产妇大出血死了。Z大姐在生第三胎时，忽然难产，差点送了命。原来，自古就有人说，产妇是一条腿在阳间，一条腿在阴间。生孩子就等于去鬼门关走一遭。我妈和我的三个姨，年轻时都是八路军，都有孩子寄养在农村夭折、丢失的经历。这时，我才明白了老妈弹泪为哪般。
不许哭
二哥冒着雨去离我们村五十里的下营盘把二姐接来了。二嫂早就给准备好了红布条。把红布条挂在门上，我就开始坐月子了。
二姐也是个精明强干的农村老娘娘。与二嫂不同的是，二姐的小眼睛中闪着“女强人”般坚定的目光，一看就是个厉害的主儿。二姐一看到我和孩子，小眼睛眯成一道缝，眉里眼里都是笑，竟变得十分和蔼。当时，村里的女人坐月子什么都不让吃。开始，只让喝小米粥，还是瞪眼米粥，就是稀米汤。后来才让吃点豆面面条。杨永增和二姐争执了一番，二姐也就答应给我吃得比别人稠一些，还可以用米汤泡馒头吃。
杨永增求爷爷告奶奶的搞来二斤红糖，加上留的鸡蛋，就是我们的全部营养品。当时，别说尿不湿，就是卫生纸也没得卖，只有黄草纸。孩子就用二、三层旧布匝成“尿片片”，拉上了也得洗出来再用。把屎把尿洗尿布，这些脏话都是二姐干了，还给我们做饭。洗出来的“尿片片”，就在炕头上烘着。大夏天的，二姐又不让开窗子，屋子里满是奶腥气和尿骚气。
第九天，二姐家中有事，傍晚回去了。大姐说第二天一早来。半夜，孩子哭起来，杨永增睡得呼呼的。我把孩子放到他耳边，他还是不醒。本来，把他推醒就是了。可是我忽然觉得一阵委屈，就自己坐在那儿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忽然觉得鼓涨的胸部倐倐地瘪了下去。我吓得止住哭，推醒了杨永增，看看竟是一滴奶水也没有了。
第二天一早，大姐就来了。大姐更老一些，是个嘴也不停，手也不停的老娘娘。一进门，听说没奶了，就开始叨叨：“他四妗妗，做妈的仍（人）了，可不敢哭，瞭娃娃莫（没）纽纽（奶）咋呀？”她抱着孩子哄着：“毛仔可怜了，姑姑抱抱，揣揣（摸摸）小肚肚，饿得板塌塌的了， ……。”那时我们没有奶粉，也没有任何下奶的东西，急得大姐催着二嫂和其他亲戚满村求正在奶孩子的女人，这个来给吃一口，那个来给吃一口。三哥还到邻村找人要了点羊奶。幸亏，过了两天，奶又下来了。饿坏了的宝贝，贪婪地吸吮着，一口赶一口地吞咽着。我也松了一口气。是啊，都当妈了，大姐不说，我也不敢再哭了。大姐一直伺候我坐完月子。
终于熬出来了，这么多人帮忙，怎能不过满月呢？那些年，旧礼数比较少。大姐给蒸了个大大的面库垒（面圈），上面一圈插了九个大馒头，一个面佛手。两个人捧着面库垒往孩子头上套去，嘴里念叨着：“头上套了脚(jia)上抹（ma），娃娃活(hua)到一百（bie）八。”“九佛梨，一佛手，守住亲(qing)娘永不走。”我们的大侄女，比杨永增还大三、四岁，她比我早一天生下了她的“六六”。
她不能来，就让她的大儿子来了。她儿子大概十六、七岁了，他对我们孩子伸出手说：“小姨，来，外甥抱抱。”大家都笑了起来。
过完满月，我妹妹从插队的山西阳高来看我。这时，孩子已经很好看了，长得像我。我妹妹抱着她说：“大奔儿头、抠抠眼儿，吃饭抢大碗儿。”这时，我才开始干给孩子把屎把尿洗尿布这些事。后来，我大姨说：“你还真不简单，在农村生孩子，还活了。”
现在，杨永增的侄辈、孙辈，有好多在北京打工。都成家立业了。这些地地道道的农村姑娘，一怀孕就到医院去建档，检查无数遍，吃许多营养品。都到医院去生，还大多是剖腹产。生了以后，大人、孩子都金贵得不得了。尿不湿、婴儿车、各种玩具、各种营养品，……奶粉都要进口的。每每看到这些，我都会不由地想起当年……。
鬼怕知青
下乡头几年，偶尔有人神神秘秘地悄悄地说：XX跟上XX了。（跟上鬼的意思）可能怕我们知青听见，说他们搞封建迷信，说的时候总是离得我们远远的，更没人跟我们细说。
我坐月子时，因为哭得没有了奶，孩子也饿得直哭。大嫂一天来了好几次，每次都说：“不是有了不干净的了？”第二天，孩子嘬一嘬，胸部有了倐倐的感觉，可能奶快下来了吧。大嫂又来了，她说：“该管（不用管）他咋的了，有的莫（没）的试达一下吧。”我想：“人家一天几趟来关心，不由着她，她心里老不舒服。”我也想看看她们这一套怎么搞，就暗示老公杨永增听她的。大嫂用纸卷了个长长的纸棍点着火，不知她怎么弄的，着的比较慢。
只见她一边嘴里叨叨着：“南来的绳绳（神神）别（北）来的怪，来的欢欢走的快……。”一边用纸棍迅速的在我胸前一晃，又在孩子身上一晃，接着小脚颠颠的飞跑到院门口，把剩下的一点火用碗扣在矮墙头上，又给孩子叫了几声魂，就好了。真好玩，坐月子不能哭，不知是不是也不能笑呀？因为怕大嫂生气，我使劲忍着，才没有笑出声来，两天来的忧愁一扫而空。不一会，奶就下来了，孩子吃饱了也不哭了，大嫂颇为得意。不知你信不信，反正她信了。
农村没什么娱乐，一有点什么事，大家就纷纷跑去看热闹。我是一个生性活泼好动的人，总是很积极地往“现场”跑。
有一次，二嫂的大闺女我们的二侄女来住娘家。她岁数跟杨永增差不多大吧。老实巴交的一个农村妇女，不像那些神神叨叨爱装神弄鬼的人。听说她跟上她爷爷（也就是我公公）了，我想看看所谓跟上鬼到底什么样。是神志不清、发烧说胡话，还是借鬼发挥说说平时憋在心里的话。我跳起来就往东院跑去。她家院子很大，我跑到她家屋门口，刚迈进一条腿，正好刮来一阵风，她家房顶窑洞（烟囱）上立着挡风的一块土坯掉进窑洞里，忽通忽通一阵响。在场的人一起说，“走了，走了。”
我进了门一看，二侄女好好的，什么事也没有了。她坐在炕上，额头有些汗珠。见我进来，她很清醒地说：“四婶过来了？欢欢上炕。”听说，她刚才叫着她四叔（杨永增）的小名，嗔教他不烧纸。还说我们回北京时，他给看门来着。（看来，我们不烧纸，亲戚们有意见。）“跟上鬼”时究竟什么样，我没看着。还是“耳听为虚”呀。
又努力了好几次，总是我一进门，人家就好了。我还觉得挺遗憾的。有一天，一个聪明的老乡解答了我心中的疑问。他说：“后死的鬼到阴间亥（和）递个（过去）死的鬼告诉（交谈），村呵儿（里）来了一伙伙恣肆（知识）青年，窄（这）干家肆可生杀了，可厉害了。打仍（人）、叼（抢）东西，甚灰做甚。（我们刚下乡那会，正赶上‘挖肃内人党’，有些知青参加了批斗，还抄了几家，把人家的东西拿回来吃。）苛（全）村呵儿（里）的狗都不敢鸟（咬）恣（知）青。窄（这）狗们的不怕鬼，倘或碰上，接（趁）早圪绕开些，操心叫抬住，可要叫折点个灰。……”他兴致勃勃地说着，好像忘了我也是个知青。他忽然感到了我的不快，尴尬地解释道：“窄（这）鬼风（分）不清好恣（知）青还是灰恣（知）青，一紧儿（一齐）都躲上走了吧。嘿嘿。”“奥、奥，原来鬼怕知青啊！怪不得我一次也看不到。”我勉强地应道。
既然信则人怕鬼，不信则鬼怕人，那为什么要信呢？
知青安置办主任
这天早上一睁眼，看杨永增头肿得大了一圈，眼睛成了一条缝。再看他的手和脚，肿得都发亮了，一摁一个坑。他浑身发软，几乎爬不起来。我赶紧请了赤脚医生来看，医生说是急性肾脏炎。还说，最好是去大医院看看，不然转成慢性就麻烦了。那时，孩子还在吃奶，我们手头又没有一点钱。一时竟陷入了困境。
年青时的杨永增
这时，村里有个人对我说，县知青安置办公室每年都有救济款，让我去试试。73、74年大批知青走了之后，县安办早就不把在农村结婚的女知青当知青了。我觉得去也白去。可这人说，听说有个女知青，也是在农村结了婚的。丈夫死了。她找到安办女主任的家里，饭熟了就自己拿着吃，晚上就自己上炕铺被睡。主任赶紧把她安排到县招待所，给她买了饭票，然后，很快地给她办理了返城手续。我想也许这个主任还不错，就去试试吧。
在去县城的三十里路上，我一直在心里盘算：进门第一句话说什么呢？要不要学习那位女知青呢？总觉得心里七上八下的直打鼓。到了县城，打听到女主任家，我硬着头皮走了进去，头都没敢抬，讷讷的说了我的困难和来意。“你嫁给贫下中农就是贫下中农了，贫下中农咋过你咋过。救济款得发给知青用！”这主任操着后山普通话，无情地说。听到这粗哑又生硬的声音，我吃惊地抬起头，这是个女人吗？我看着她，她也瞪着小眼睛盯着我。我被那一句话噎得不知再说什么好了。想想躺在炕上的老公，我心中叹道：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啊！我忍了忍气，鼓了鼓劲，准备再说点什么。
这时，她们家的饭熟了，摆到了炕上。可能有那个女知青的前车之鉴，她们全家人都充满戒意地望着我不吭声，连内蒙人习惯地让一下都没有。按计划，我该自己去拿着吃了。可我的勇气鼓了又鼓，手却像被拴住了一样，怎么都伸不出去。“我……，我……，” 刚说了两个字，就不由地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这主任“嗤”了一声，轻蔑地撇了我一眼，也不撇那二圪揽普通话了：“哭甚了？俺们家又莫（没）死（人）！剋（去）别处哭圪！”我真不知道是该继续哭，还是该停止。原来的计划和想了一路的话，全都忘记了，脑子一片空白。我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离开她家的。现在，我已经忘记了她的名字，只有那瘦高的个子，男人般的线条、声音，瞪着的小眼睛，还有那无情的、蔑视的表情，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正当我把自己未竟的心志寄托于女儿，心想按我的模式也许能塑造出个小天才时。女儿却自己有了惊人的“发展”。
那次，我和先生去参加民办教师招考，大姐来给我看孩子。我回来后，好几个亲戚争相向我夸赞我女儿：“窄（这）女女争（真）精了，做饭贵贱不搅（叫）她大姑姑倒油。”“你骂她小猪猪，她骂你老母猪。娃娃翻过班来了。”“她三嫂（我们的三侄媳妇）戏逗她说：‘你妈下街离婚圪了。’她接起来就骂：‘你妈接嫖客剋（去）了！’”诶呦，我的天哪！这都是什么时候，从哪儿学来的啊！孩子才3岁多点儿啊！还夸她呢，越夸她还不越来劲儿？！
有一次，邻居家孩子打了三哥家的两个孩子。我女儿爬到东院圪蛋（用扇形土坯旋成的圆形粮仓）顶上，扯开嗓子大骂：“XXX（对方家大人的名字），哦X你妈，你打爷哥哥，爷……。”一点儿大的小人儿，站得高高的，操着地道的后山调，把女人骂街的话，一套一套的抛出来。家家都有人跑出来看热闹，被骂的人也叼着个烟袋乐呵呵的看着。
我真是哭笑不得，不知如何是好。我想，即使是一个只有三岁多的孩子，也不能随便当众挫伤她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我耐心地等她骂了十几分钟，骂够了回来，我说：“以后你回北京，北京的娃娃不骂人，你怎么办？”女儿想了想，认真地说：“妈妈，那你得提醒我啊！”好在我女儿很争气，4岁离开农村后，不仅没有再骂一句人，连内蒙话都没再说过一句。只是开始几天不说话，等一开口就是标准的普通话。
后来，我当了老师，经常碰到先天重要，还是后天重要；家庭影响大，还是社会影响大；这一类争论和探讨。我总是笑而不言，其实我是不知说什么好。那时我常想，如果把牛顿、爱迪生这些大天才搁咱村里，大概也只是会比别人更会骂人吧！
独守“寒窑”
第三个冬天，我真的没有回北京。场面活干完了，分了红，其他知青全都回北京了。就剩下我一个人。
后山的冬天特别冷，老乡开玩笑说，撒泡尿都会半截冻成冰。有一天，我早上一起来，推不开门。原来，那年雪特别大，下了一夜雪又刮了白毛风，我们住的是原来的小学校，门是向外开的，雪就把门堵住了。我们那儿地广人稀，每家都住得很远。小学校离别人更远，叫人也叫不到。我又急又怕，在屋里团团转。忽然想起这小学校窗户是可以开的。
我从窗户跳出来，才把雪铲开。更难的是每天要去挑水，井台上冻着厚厚的冰。井口也冻得很小，连水斗子都下不去。要打水还得用尖头铁棍把井口凿开。我凿不了井口，看见别人挑水，就赶紧也去挑。井台又光又滑，一不留神就会滑倒。手要是碰到桶上，一粘一块皮。我们那儿冬天不干活，我每天在村里东游西逛，到人家的热炕头暖和暖和，和老乡聊聊天，蹭点饭吃，一天一天的混着。
要过春节了，人们都忙了起来。先打扫屋子，然后炸油糕，蒸馒头，轧粉条，烧猪肉，最后贴对联、贴福字。村里常飘着各种香气，人们的脸上也都洋溢着浓浓的喜气。那几天，天天有人给我送东西，油炸糕、粉条、猪肉……什么都有，有一大盆了。我很是感谢他们。也为快过节了而兴奋。那天富宽家的闺女，用一个很大的笊篱，给我拿来五个油炸糕，两坨粉条，一块豆腐，一小块猪肉，一碗豆芽，甚至还有一棵葱。想得真周到啊！我特别高兴。也特别感动。可是，人处困境时，往往特别敏感，心理也往往不太健全。我又想到只有人给我送东西，却没有人请我去。我想起了人们常说：大年三十儿晚上接神时，家里没外人。嫁出去的闺女接神时都要避到院里。我当然是外人了。
除夕之夜，我想：我也不懂这里的习俗和禁忌，就别随便去招人讨厌了。就躲在自己屋里，躲在这节日的欢乐之外。我们那时还是不会过日子，门上有一个大洞也不懂得糊上。每天早上，水缸里、锅里都是冰。这时屋里升着炉子，还是冷得要命。冷风从门上的破洞中呼呼的往里刮，门忽嗒忽嗒地响着。我这个一直自诩坚强的人，这时也不由得难过起来。
我想我父亲——爸爸，你在哪里？怎么这么多年杳无音信啊？我想我母亲——妈妈，我知道你在干校扫厕所，你是否也在想我们呢？我也想我哥哥嫂子——其实他们对我们很好的啊。我更想我妹妹——不知她是否也像我一样一个人在山西农村过春节。我还非常的想同村的知青伙伴——没了你们的吵吵闹闹，我竟是这么寂寞，快点回来吧！胡思乱想着，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撑着自己，不让自己流一滴眼泪。我赶紧找出毛主席著作，边读边写着日记，批判自己的小资情调，驱赶着各种奇怪的思绪，用革命口号鼓励自己要克服困难，要坚强。“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这个冬天，我其实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也没有生病，应该说是平平安安过来了。可那刺骨的寒冷和难耐的孤寂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又想，以后可不一个人在村里过冬了。可是，一个人上路不行，长住哥嫂家不行，一个人呆在农村又不行，那明年该怎么办呢？当时，颇有点走投无路之感。还好，第四个冬天，单位允许我们去干校探望母亲了。不必再为如何度过漫长的冬天发愁了。
打羊草
说到插队，有不少苦涩艰辛的记忆，却也不乏温馨美好的回味。苦和乐本身就是相对的，又是相辅相成的。乐往往就在那苦中。
每年秋天，大家都要打一些羊草，以备冬天积雪不化时用。这一天，我一大早就起来了。烙了几张饼，煮了几个鸡蛋，切了一些芥菜疙瘩，七七八八也装了一书包。还灌了两瓶水。待太阳升高，晃掉了露水，就该出发了。杨永增把孩子抱到自行车大梁上，然后骑上去，我紧跑几步，跳到二等座上。一家三口，一辆自行车，我们高高兴兴的出发了。
秋高气爽，天蓝地广。大片大片的麦田，绿中又带一点微黄；莜麦还是绿的，微风吹来掀起层层波浪；各种不同的庄户（庄稼）呈现着不同的色彩，好一派五彩缤纷的秋日的田园风光。我们走了很远，找到了一个羊草茂盛的山沟，就开始干活了。打羊草要看时机，太嫩了容易烂掉，一晒就没了。太老了一碰就断，又扎手又不好打，羊也不爱吃。马莲要用镰刀割，割下来的马莲很滑，不好拿也不好捆；沙蓬要用手拔，合用的沙蓬已经很扎手了；还有许多可以用的草。我们或割或拔，忙碌起来。孩子兴奋异常，自顾自地又跑又叫，玩儿得似乎比我们还忙。
打了不少羊草了，休息一下吧。我们往草地上一躺，舒展着身体。嘴里嚼着一些甜草，闻着青草的芳香，看着孩子自得其乐地满世界奔跑、喊叫，那种舒适、惬意的感觉，城里的人是体会不到的。休息一会儿，就开始“野餐”了。不过，我们可不像现在郊游的人那么休闲，那么文雅，我只记得是狼吞虎咽，一扫而光。味道嘛，一句话：香，实在是香呐！连水都觉得是甜的。
打下的羊草要晒一晒，圪朽（蔫）了才好捆。我们把打下的羊草堆在一起晒着，换个地方，又大干起来。转眼就太阳西斜了，我们也打下了不少羊草。我们把打下的羊草捆成大大的三捆，一侧一捆，上面一捆，远看就像一座小山似的。杨永增推着自行车，我把孩子放在草捆顶上，在一边扶着她。劳作了一天，满载而归。这种成就感、充实感，这种喜悦之情，只有付出劳动的人才能享受得到。晚霞辉映，照着我们长长的身影，老杨稳住车，吼起了爬山调，孩子咯咯地笑着，我也开心地笑着。
半跳农门
要在全县考核民办教师了，所有民办教师都要经过考试才能上任。现任的和想就任的都可以参加考试。这好消息瞬时传遍了全县。怀才不遇的乡村秀才各个跃跃欲试。当然，有人欢喜就必然有人愁。有些不学无术，笑话百出，误人子弟的庸师却惴惴不安，生怕丢了饭碗。
当时，民办教师每年记一个强劳力的工分，每月有8元补贴。放农忙假时出工劳动还可再记工分。周日和假期还可以照顾家里。所以，不少人找门路、托关系想当民办教师。像我们这样没背景，又不善奉迎的人，这种好事是轮不到我们的。看更多精彩文章添加小编私信：wulimoer 但凭本事考，我还是有信心的。我们着实为上级这英明举措激动了一番。找村里的学生借了几本初中课本，复习了一下，就去公社参加考试了。考题十分简单，我十分轻松地答完了所有的试卷。
成绩公布了，我考了全县第一名。杨永增考了我们大队第二名（我第一）。我们很高兴，这下两人应该都可以当民办教师了。
考试成绩好的人都很高兴，做着走马上任的美梦。接着，录用结果也张榜公布了。
可是大家万万没想到，这样兴师动众的在全县大考了一回，我们大队成绩在前面的几个人，居然一个也没有录用。也就是说，一个新人也没有录用。我这几乎满分的全县第一名，都没能替下三门不到100分的最后一名。一时，参考的人和村里的人，议论纷纷。可人低言微，又有什么用呢？大家都十分失望，也十分气愤。
我这时比要救济款那时强了一点。心想，谁怕谁呀？还能把我们农民资格开除了？于是，我就背了一书包莜面，（准备到车马大店打尖用）去上告。我琢磨，大队敢如此做，公社恐怕也是默许的，就先不去了。可如果告得太高了，一来门槛高，自己也摸不着门路；二来山高皇帝远，等一级一级批下来，黄瓜菜也凉了。我选择了先到县教育局。
到了县教育局，我直奔局长办公室。我也没问对方是不是局长，姓什么，就愤怒说：“这次考民办教师，我考了全县第一，我爱人杨永增考了全大队第二（我第一），却不录用。一个新人也不录用，还装样子考什么试？既然是县里组织的考试，我就找县里。
如果不解决，我就一级一级往上告，一直告到教育部！”我拍拍那书包莜面：“面都背上了，不解决马上去集宁（乌盟所在地）！”对方马上回答：“全县第一都不用，太不像话了。你先回去，过一两天去公社，我们打招呼，让他们解决！”我颇感意外，心想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
过了两天，我去公社。有关负责人居然点头哈腰的和我商量：“录用的人都上任了，你说都是有来头的人，把谁剔下去呢？县里给加了一个编制，你们两口子安排一个行不行啊？互相体谅一下吧！我们也挺难办的！”
我们当时比较穷，能有一个人当上民办教师，生活就会大大改观。如果继续上告，是不是一定会有结果呢？搞不好连这个名额也丢了。我稍加考虑就妥协了。想来惭愧，这么轻易地就放弃了，也没有为其他成绩好的人争一争了，更没有和那些欺上压下的人斗一斗。
就这样，我一分钱没花，从前门登上了乡村小学的讲台。虽然人还在农村，却不用再干农活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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