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出国访学项目的多元化，现在越来越多的医生选择出国做访问学者。而出国访学之所以能吸引众多医生，与其本身的优势是分不开的。医生出国访学作为仅次于高校教师出国访学的第二大群体，近年是不少医生优选的出国进修途径之一，不仅可以提高临床技能、拓展科研思维，还可以了解世界先进医疗理念，申请医学访学对评职晋升都是加分项。
从协和医院到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
经过协和医院五年的基本外科训练之后，Y医生来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麻省总医院
在麻省总医院经过两年的research fellow训练之后，来到美国布朗大学 医学院胃肠道生理实验室，继续进行基础研究，当时研究课题是胆囊平滑肌细胞内信号传递机制，做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研究，包括从细胞膜的受体到G-protein和细胞内的一系列信号传递过程，同时也对胆固醇造成的信号传递的损伤及孕激素对胆囊平滑肌功能损伤的机制等方面也进行了研究，并有所突破。
于是被晋升为布朗大学医学院的Assistant Professor，同时作为联合研究者也获得了美国NIH数百万的研究基金。
美国外科住院医师训练
在美国，申请住院医生训练之前，必须得通过两门考试：即United States Medical Licensing Examination (USMLE), step 1和 step2。Step 1是基础课程的考试，比如解剖、生理、病理、药理等，而step 2是临床课程的考试，比如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等。
两门一起通过后，经过我老板的推荐，进入了布朗大学医学院外科的preliminary program，也就是先试用一年。
美国的住院医生培训有两个方面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教学和理论。住院医生在上手术之前，必须先把要做的手术从基础到临床，以及手术步骤，进行全面的复习，因为上台之后，上级医生会不断提问，如果你准备不充分，回答不出问题，上级医生就会剥夺你的手术权利，让你只能拉钩。而且培训期间每年都有理论考试，称为 Inservice Examination，这可以算是一种模拟考试，为住院医生培训结束后考Board做准备。
美国的训练总的来说是理论要求很高，实际操作能力反而不如中国扎实。也就是说手术做得一般也可以，但理论水平一定要高，这就是美国住院医生培养的主要方向。所以我开始寻找自己新的方向，整形外科对外科技术的要求在外科各专业中算是最高的，所以我开始有了做整形外科的想法。在申请了15个整形外科住院医生培训项目之后，总算拿到了五个面试机会 ，重新开始match。我所面对的竞争对手也是越来越厉害，因为要申请整形外科住院医生培训的可以说都是美国最优秀的人才，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各大医学院的高材生。
记得面试的时候，考官问我：“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你”?我说：“因为我和别人都不一样，我的科研经历，我的国际化背景和我在中国五年普通外科，再加上美国三年普通外科住院医生的培训，这都是我独一无二的特长”。
总算match上了整形外科住院医生培训项目，在 Medical College of Wisconsin, Milwaukee, Wisconsin 。那里的主任是一个很有名的整形外科前辈，他曾经是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的第一个整形外科医生，可以说是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Plastic Surgery的奠基人。他八十年代中后期离开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去了Milwaukee领导他们的整形外科。进入整形外科后，果然发现对手术技巧的要求比普通外科要高得多，尤其是显微外科手术，在这里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让我感觉如鱼得水。
但是整形外科对我来说又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又得重新学理论，需要阅读大量教科书和期刊，奋起直追以赶上美国住院医生的理论水平。美国整形外科住院医生培训的范围很广，包括各个领域，从颅面到手外科、创伤外科、显微外科、乳房重建及其它各种修复重建和美容手术，住院医生期间我每年手术量达到一千多例。在整形外科训练过程中，我逐渐对显微外科以及大型的整形修复特别是一些新的皮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显微外科生涯
working at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2001年6月底，完成显微外科住院医生培训后，我从Milwaukee驱车来到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在那里开始了我显微外科肿瘤学重建的生涯。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是美国乃至全世界顶尖的肿瘤中心之一。多年来，美国新闻杂志(US News) 把它评为美国排名第一的肿瘤中心。因为它浅粉红色的建筑而被称为“粉红宫殿”(the Pink Palace)。在宏伟的医院大厅里，有大型的钢琴，在白天有志愿者演奏钢琴，与其说是医院，它更像一个五星级的酒店。在医院主楼对面有一栋独立的办公大楼，医生们在那里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而且都配备专门的秘书。
乳腺和头颈部重建是我们医院的两个重要的部分，另外，还有躯体的重建，比如胸壁、腹壁、背部、脊柱、骨盆以及四肢等的重建。但我们不做单纯美容性质的手术。在2009年，我们科做了3500台重建手术，其中包括354台游离皮瓣乳房重建，351台游离皮瓣头颈部重建，和55台游离皮瓣躯干和四肢的重建。我个人每年要做70到80台的游离皮瓣重建手术。
在我工作的头2年，我成功的完成了ALT皮瓣的创新运用并在全美国推广，为大量的头颈部重建确立的新的金标准。之后我便开始探索和尝试风险较高的气管缺损的显微重建手术。大的气管缺损重建手术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这种缺损主要由甲状腺癌、食道癌、原发气管癌，先天性缺损以及创伤引起。很多有较大气管缺损的病人被认为无外科手术指证而无法接受外科治疗。我的目标就是为这些“无手术指证”的患者成功实施缺损修复，从而为他们力争一线生命的曙光。这种重建手术的实施对气管良性病变及以局部侵犯为主的甲状腺乳头状癌患者尤为意义重大。
我前三年在ALT皮瓣创新、头颈部重建、气管重建方面的成就远超过了我的预定目标。也因这些贡献，我于2005年破格提升为副教授，最近又破格提升为正教授。2007年，我获得了Godina奖，以表彰我在显微重建外科中的突出成绩，从而得到了全美国及国际性的认可。
在初次拜访Godina医生的故乡斯洛文尼亚的Ljubljana市六年后，于2007年5月，我作为Godina医学奖获得者受邀故地重游，感触很深。同时也有幸拜访了世界各地的很多著名显微外科大师，如澳大利亚的Ian Taylor 和Wayne Morrison，日本的Isao Koshima，波士顿的Julian Pribaz和中国台北的魏福全等专家。2008年1月，在洛杉矶的好莱坞ASRM年会上，我很荣幸地作Godina专题学术演讲。
对于医学毕业生来说，能在美国成为一名外科医生，期间经历的挑战是巨大的，能成为一名整形外科医生甚至显微外科医生更是需要加倍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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